1912年，中华民国成立。
当时，民国政府接管了清政府的邮传部，并将其改组为交通部。在交通部之下，设置了电政、邮政、路政、航政四个司，负责管理全国铁路、邮政、电政、航政等事务。
1913年8月，为了培养更多的通信人才，民国政府交通部传习所设立了有线电工程班和高等电气工程班。同年，政府还在北京设立了邮电学校，开设高等班（二年毕业）和中等班（一年毕业）。
1913年，北京无线电报局正式成立，装设了一台5千瓦的无线电发报机，地址位于东便门外。
1919 年4月，北京无线电报局迁至天坛。同年6月28日，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签对德和约，消息通过北京无线电报局传回国内，极大地鼓舞了静坐示威的学生，也推动了”五四”后的反帝爱国运动。
当时在天安门前示威的学生
早期的民国，处于剧烈的社会动荡期。各地军阀割据，战乱频繁发生，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疾苦。
尤其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，北洋集团进一步分裂，出现了更多军阀，冲突变得更加激烈，兵祸也变得更加频繁。
在往往复复的混战中，军阀们发现，电报既可以掌握战场态势信息，方便自己调整兵力部署，又可以作为本方喉舌，争取舆论支持，还能赚取商电民电带来的大量收益，于是，纷纷进行染指。
当时全国各地的电报局，基本上都被军阀控制，用于谋取私利。
上海电报局旧址
以上海电报局为例，整个军阀混战期间，交通部与各派系军阀之间围绕局长职位进行了反复争夺，更换了18个局长。有时候，甚至出现了同时有两个局长在任的怪现状。
这些局长，任职时间最短的，只有几天，足以说明利益争夺的激烈程度。
在与地方军阀进行反复争夺的同时，民国交通部仍积极推荐国内电信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。
1918年，民国政府交通部制定了中国第一部《电信条例》。该条例对电信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解释，对电信业务经营也给出了法律条文约束。
1920年，在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部长叶恭绰的推动下，中国正式加入《国际无线电报公约》。
叶恭绰（1881-1968）
1921年1月7日，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电报公会《万国电报公约》。
此后的数年，越来越多的大功率通信电台建立，加强了中国与外界的通讯联系，也加速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。
1912年至1927年期间的交通部，主要由北洋派系掌控。
1928年（民国十七年），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，统一华北。8月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，蒋介石任中华民国总统。12月29日，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，国家终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。
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在南京设立了新的交通部，率属于行政院。新交通部的职责，包括管理和运营全国铁路、公路、航空、电信、邮政等公共事业。
民国政府交通部旧址
新交通部成立后，大力推进了电信事业的健康发展。
一方面，设立电政司，重新规划电政管辖区域，指导各地电信局架构建设，委派专家担任业务管理职位。
另一方面，成立专业委员会研究制定电信技术标准，编写技术规范。
此外，交通部还设立了大量的电信设备制造工厂，研发生产电报电报器件，努力实现自给自足。
在交通部的努力下，全国无线电台和广播电台从无序变有序，逐渐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。全国电报电话网络建设，也进入了一个高潮期。
1931年至1934年，上海、南京、天津、青岛、广州、杭州、汉口等城市陆续开办市内自动电话局。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河北、湖南等省也先后开办省内长途电话业务。
在此基础上，1934年1月起，民国政府交通部计划建设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山东、河北等九省联络长途电话线路，干线总长3173公里。该工程于1936年2月基本修建完成。
正当国内电信建设如火如荼之时，1937年，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，抗日战争在全国爆发。
此后的中国，迎来了更剧烈的动荡。通信网络建设和服务，也全面进入了战时状态。
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为全国抗日战场提供更可靠的通信服务，国民政府交通部制定了战时电信管理机制，成立了战时电信委员会，组建了数量众多的通信队，派往各地进行通信保障支持。
这些通信队的成员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甚至很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。
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，抗日战争全面胜利。可是，不久后，蒋介石又将中国拖入了内战的漩涡。等中国大地再次恢复和平，已经是1949年了。
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，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。中国的通信事业，也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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